中秋节过后，澄澈了没几日的蓝天就阴沉下来，落下一场又一场带着寒意的秋雨。落落寡欢间，朋友打来电话，说要来送一张话剧票。其万般叮咛，演出团队为北京人艺，剧目是新排的《司马迁》，请务必前往观看，云云。

　　北京人艺排演了一场关于司马迁的话剧，前阵子媒体上报道过。但人艺能来渭南演出，没有想到。有赖朋友盛情，于是在昨天晚上，在清冷的秋雨中，怀着对太史公的万千崇敬，走进新建不久的渭南艺术中心。

　　也许是太史公故里的这个特殊的乡情，也许是北京人艺的名气，也许是主要演员的韩城籍贯，也许是对话剧艺术的热爱，也许兼而有之，昨天晚上，近千名观众把渭南艺术中心剧场填得满满当当。

　　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早有定论。只要是中国人，史记里的一些著名篇章都应该读过。先生抱着残躯，耗尽毕生心血，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伟大史学著作《史记》。国人常常自豪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不能设想，没有《史记》，今天的我们，还能不能这么骄傲地向世人述说。

　　如何在舞台上表现这样一位心地善良、性格刚正、学养深厚的文化人的故事，应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按照已知的史实，对太史公生命历程中的几个关键结点进行了艺术的再现。

　　第一幕当然是众所周知的诤谏了。李陵孤军深入匈奴腹地，带领五千精兵，在远离大后方的草原上经过连日的英勇作战，弹尽粮绝陷入绝境。万般无奈之下，做了俘虏。作为最高统帅的汉武帝，在对前线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听信个别官员谗言，认为李陵投敌叛国，罪不容赦，决定对李陵家族满门抄斩。满朝文武官员们见皇帝震怒，纷纷见风使舵，对这个不近情理的错误决定一片附和之声。

　　虽说和李陵并无什么交情，但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司马迁认为李将军是个正派人。他说，李陵是个非常和气的人，他善待家人、对朋友同事很讲情谊。这样的人投敌，很可能是迫不得已。其内心，未必真的叛国，一旦有机会，他一定会重新回到朝廷一边来。

　　一番入情入理的话，任何人都应该听得懂，却被失去理性的汉武帝看作是为罪臣辩护。于是乎，一介书生的太史公，不但没有为李陵减轻任何罪责，反倒为自己带来了无以言说的巨大灾难。

　　话剧再现了朝堂上的这一幕。通过汉武帝和几个官员的对话以及与司马迁的争执，把一个不懂政治、不谙官场生态但又心地无比善良、刚正不阿的司马迁呈现了出来。

　　从展示的情形看，这台话剧的内容主要来自司马迁自己写的《报任安书》。当年，在遭受腐刑之后，这篇写给朋友任安的信，娓娓道来，不徐不疾，如同家人关住房门坐在炕头上的倾诉，亦似挚友对面相坐的掏心掏肺，对心中愤懑的诉说。通读此文，感觉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虽说时序已越千年，依然让人不由潸然泪下。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太史公的许多话语，让人脊背生出一股凉气。有人说，文字是有温度的。我说，文章浸着血泪，任何时候真情都会在。

　　《报任安书》字字珠玑，句句含情。司马迁述说了自己受刑之后，之所以苟且偷生于世的最根本原因。他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自己之所以受辱之后不死，是要留下已了然于胸的这部书稿。他觉得，写出《史记》，这大概才是自己这辈子的真正使命。结束生命很简单，但不留下一些值得后人纪念的东西，才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话剧借助现代意识流手段，用和父亲的对话再现了太史公狱中立下这一宏愿的心灵煎熬过程。

　　客观地说，在话剧舞台上如何展示人物的思维活动，是一个难题。这台话剧的主创人员们创造性地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巧妙地解决了表现主人公内心活动的问题。虽说阴阳两隔，但通过父子间的对话，我们分享了司马父子对命运的终极思考。一般来说，这种心灵对话，通常情况下，应该来自思想者个人的心灵拷问。情感再深的父子，生活中估计也很少如此谈心。因为死亡，真是个不好正面讨论的话题。哪怕是父子间。导演团队这样一个情节的设计，使话剧艺术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活动上有了新的手法。非常巧妙，也值得肯定。

　　类似巧妙的设计，还有后面《史记》写作过程中和屈原对话的一场戏。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格相似，才情可以一比，且都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但命运似乎专门为他们陈设了一条不能再坎坷的路径，让他们的命运都呈现出燃烧自己、毁灭美好的悲剧色彩。

　　这台话剧省却了《史记》中不计其数的帝王将相，独给屈原一个再现的机会，真是神来之笔。回首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不记名利，为心中的理想而苦苦追求了一生的知识分子，屈夫子恐怕要数爱国主义的源头和代表性人物了。

　　表现这一段时，先是让主人公大雪中痴痴地恭候挚友任安的到来。同时设计了妻女冒雪寒窑送热水的情节。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任安千里送来产自屈子故里的竹简，娇妻爱女又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不知不觉中，观众被带入了无比温暖而又多少有些心酸的情景当中。

　　看着漫天的雪花，我们的太史公围上一床破败的棉絮，端坐桌前，脑海里便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屈子了。两个时代的巨人的隔空对话，把观众引向深邃的时空隧道。听他们对话，我们便不难理解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那一颗天真的心、赤诚的心。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一个人心向善的澄明的世界，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可以看得很轻、很轻。

　　对历史缺少研究，不晓得汉代是否真的有腐刑之后不得进祖坟一说。我觉得，即使真的有此讲究，作为艺术，话剧里点到为止即可，没必要过分地强调。让太史公三番五次计较于这个稍显有些落俗的问题，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尽合适。审视太史公的一生，特别是读其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位书写了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史学先祖和文学大家，其思想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人。他的目光穿越千年，笔下人物命运形形色色。对于生死和人生的最后归宿，早已了然于心。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不会为百年之后的身躯置于何处而心生苦恼。

　　舞台上，太史公书写史记的地方，是老家夏阳梁山上一处破窑洞。如果舞美能展现出浑黄的黄土高原场景，让关中特有的风貌出现在梁山著述的一段的剧情里就更好了。还有，剧末刎剑之后，在充满悲壮、崇高的悲剧音乐中，若能展现出今天司马迁祠墓的照片来，也许更能增强该剧的艺术效果。让太史公在英雄般的壮举中升华，应该是这幕话剧诸多情节的最高潮。但创作团队不知为何却设计了霸桥再遇狱吏卖水的情节。这种设计不合情理，于剧情人物无补，实属多余。相反，如果在太史公获狱后，能加上对族人命运的担忧和关爱，让族里后生改姓冯、同这一传说的情节，可能更加生动和充满温情。

　　不过主创人员的上述设计自有他们的道理，我的一孔之见也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作为司马故里的渭南人，我要谢谢北京人艺的全体主创和演职人员。你们把司马迁搬上了舞台，让世人知道了这位伟大史学鼻祖生于陕西，生于渭南，生于韩城。虽然，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