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晚上，浙江的乌镇大剧院，我始料未及地经历了一场美的风暴的袭击。长久以来，那个我曾经为之向往的戏剧的理想外壳，被现实碾压得变了形而皱皱巴巴。俄国瓦赫坦戈夫剧院演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像一道闪电，以不容置疑的完美形式征服了我，似乎那一刻，曾经在剧场里虚度的平庸时光得到了补偿。同时我也感到，当你被美照亮时，如果不懂得偿报，便是对这个世界有所亏欠。

一出杰出的当代戏剧，开启了古典悲剧推崇的卡塔西斯之路。时过半月，那些感动渐渐化作了心田的多巴胺，早已离开了现场的我仍不时被拽回到舞台的场景里。如果不是通过立陶宛籍的导演里马斯·图米纳斯（Rimas Tuminas），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名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绝不会在今天散发出如此迷人的光彩。普希金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我们作为中文读者，难以体会他的俄语之美。尽管柴科夫斯基于一八八四年谱写的同名歌剧至今在西方长演不衰（二〇一三年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有引进），一九六五年，约翰·克兰科为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编导的同名舞剧也已成为叙事性芭蕾的巅峰之作，然而歌剧和芭蕾这种样式的舞台作品，对中国观众似乎还有一些距离。这一次通过戏剧，几乎不需要翻译，普希金再一次走出了俄国，这个“俄国诗歌的太阳”照亮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图米纳斯构造了一个戏剧魔方，他将诗的线性语言抽丝剥茧，转而建构为舞台上的一座立体宫殿。这座宫殿的大梁是主人公塔季扬娜对奥涅金的爱情，立柱是一群身着白裙的长辫子芭蕾女孩，飞檐则是弹着鲁特琴的小丑与滑稽现身的兔子等。宫殿并不凝固，可即时拆解，它时而是有着长长把杆的舞蹈教室，时而变为塔季扬娜的闺房，抑或大雪纷飞的决斗场，又作为主人公长途跋涉的车厢，还是莫斯科贵族的沙龙……然而这个宫殿的结构又极其简练，不设具象布景，仅以一面模糊的大镜面作为背景墙，将众多人物的行动及表情构成镜像，游刃有余地达成了时空交错，虚实相生。

《叶甫盖尼·奥涅金》剧照

正如诗歌是人类语言的核心构成，诗剧在戏剧舞台上的缤纷绚烂充满魅力。这是比单一的文学、美术、音乐创作远为复杂与多维的编织，密度更强，能量更大。也只有在这时，戏剧超越了电影等一切虚构的三维幻象，在当代获得了它难以替代的生存价值。二〇〇四年，以色列卡麦尔剧院的《安魂曲》在北京一鸣惊人，第一次让国人见识了戏剧作为舞台诗的高峰，至今不断有人怀念着那部作品。今天看来，哈诺奇·列文改编自契诃夫三个短篇小说的《安魂曲》，从结构上看还属于一首契诃夫诗意的协奏曲，而图米纳斯执导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是普希金诗体小说经典在当代复活的宏大交响诗。图米纳斯曾说他不喜欢今天的世界，喜欢人性闪光的十九世纪。孰知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高峰隐藏着在现代剧场掀起情感风暴的魔力因子，立陶宛戏剧人站在了一个精神的制高点，继而通过非凡的想象去拓展舞台表现力的极限。

台词在剧中分量不多。图米纳斯从普希金原作与其他诗歌中摘选了有限的语言重新组合，分派给角色，却以俄国渊源深厚的交响乐和芭蕾舞作为这部戏的主体形式。沸腾的音乐和舞蹈包裹了主人公，群舞和独舞自然地替代了他们发声。与之相对的静默时刻，角色表现性的动作和姿态则隐喻这出爱的错失悲剧的沉重。芭蕾还原了普希金诗意的轻盈，戏谑的歌剧唱段以及两个奥涅金与连斯基（分别为中年和青年）的并置，则生出一种怪诞效果，传达了诗人的讽刺意味。我们似乎在穿越一个迷宫，情感的转换有如万花筒般令人目眩神迷；又像是坐在一驾三套马车上，不停地奔驰与飞翔，随着那周而复始不间断的主旋律（出自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及其变奏，最终回到原点。诗剧，舞剧，哑剧，歌剧，又是“话”剧，所有这一切毫不牵强，浑然天成。

《叶甫盖尼·奥涅金》剧照

正如导演所要求的，《叶》剧的出色还在于这一众演员“引爆”了舞台。并非只有塔季扬娜的扮演者气质脱俗，奥涅金竖起的衣领与忧郁面容，连斯基死去时如雕塑般的背影，奥尔加挎着手风琴的天真，黑衣女教师的冷峻，无不各具风范。而跳芭蕾、乡村晚会、上流沙龙的群体狂欢，以及风雪中的决斗、去往莫斯科旅途的场面转换等，无一不是自由开阖，张弛有度。或许是俄国演员对艺术的痴迷造就了他们的卓越能力。当今的歌剧女皇安娜·奈瑞贝科（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奥涅金》塔季扬娜的扮演者）年轻时为了学艺，曾当过马林斯基剧院的保洁员。因而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员气度非凡的外表与舞蹈、歌唱、演奏乐器及台词的俱佳，绝非偶然。他们的表现能力根植于俄罗斯戏剧文化的深厚底蕴，每个人都有着在舞台上创造角色的深沉迷醉感，因而每个人都是戏剧的幽灵。

二、从爱的“多余人”到塔季扬娜的爱情主题

奥涅金的文学形象，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欧洲浪漫主义。从法国夏多布里昂的勒内、英国拜伦的哈洛尔德、法国缪塞的奥克塔夫，到俄国作家群的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冈察洛夫，再到法国加缪的默尔索，这些忧郁孤独的“世纪儿”、颓废无聊的“多余人”、无感的“局外人”，都属于时代即将发生剧变前一种内心与现实产生断裂的人。颇有意味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奥涅金曾经被一些知识分子引为同道，奉为英雄，他们常常引用这句话以标榜自己的个性，“谁生活过，思想过，谁就不能不在灵魂深处厌倦人群”。今天，在“八〇后”以降的女青年那里，奥涅金甚至被唤作“渣男”。这两极的态度映衬出时代价值观的巨大分野。因而这一版“奥涅金”对于当下的我们有了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