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与梁斌是河北的骄傲,是天津的骄傲,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个性鲜明的大作家。孙犁的百年诞辰,由中国作协等单位发起,已经隆重地负责任地举办过了,纪念活动中的很多话题值得深思。然后是梁斌。2014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接过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将梁斌小说《红旗谱》改编成大型同名话剧。
小说《红旗谱》是梁斌的代表作,至少有两代人对此作品耳熟能详,可谓红色经典,曾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电视剧。文艺理论家周扬曾这样说过:“梁斌《红旗谱》的语言非常简练生动,可以和前一个时代的小说《红楼梦》相比,一样有特点。”由此可见,《红旗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小说《红旗谱》以“朱老巩护钟”“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以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后30多年的历史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农民革命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历史进程。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红旗谱》着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话剧《红旗谱》将从何入手、如何作为呢?
天津人艺就是要做“红旗”卫士
起初,天津人艺以为他们只是接过了一个政治任务,但是在进入《红旗谱》的过程中,他们重新认识了《红旗谱》,发现了经典的意义。他们意识到,把小说《红旗谱》转化为话剧《红旗谱》需要的不只是时间、体力和财力,创作话剧《红旗谱》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深刻的感情和较高的智慧。他们重读原著,逐字逐句仔细阅读,读着读着就陷了进去,就爱了起来,就欲罢不能了。他们发现,小说《红旗谱》不但不过时,还能切中时弊。
他们首先要解除往常人们对红色经典的误会。红色经典不是幼稚的政治作品,它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对当时的时代做出的准确判断与分析,是充满智慧的个性化描述。梁斌在小说《红旗谱》中抓牢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用鲜活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农民为了活下去顽强与命运抗争,与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的斗争历程,话剧《红旗谱》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必须保留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以“反割头税”为主线,精炼地讲述朱老巩、朱老忠、大贵和严志和、严运涛两家贫苦农民三代人与冯兰池一家为代表的土豪劣绅两代人,围绕土地问题进行的“霸占与反霸占”“剥削与反剥削”的你死我活的尖锐斗争,最后在共产党人贾湘农的带领下,取得反“割头税”斗争初步胜利的故事。
故事之所以是“故事”,是因为距今已经80多年。重拾故事,以旧喻新,是话剧《红旗谱》的使命。如何找到精确的舞台艺术语言,艺术地再现小说当中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形态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
幸运的是,他们没走弯路。
他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看见了眼下国人正在憧憬的“中国梦”。这样的发现令他们欣喜不已。
名叫“人艺”的艺术院团好像总是艺高一筹:北京人艺大名鼎鼎;上海人艺易名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至今让人不舍;天津人艺相对低调,其实一直大有作为。近年看天津人艺的戏,觉得他们像天津卫的文艺卫士。那种由于天津离北京太近没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反而被忽略的遗憾,在天津人艺的艺术作为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补。这一次,天津人艺当然也没有手软。
为了制作、排演好《红旗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了以10余位国家一级演员为骨干的40多人演出班底,从北京借调了享有“中国第一农民”之称的著名演员——电视剧版《红旗谱》朱老忠的扮演者吴京安倾力加盟。剧作家卫中携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青年编剧王晓龙联合改编《红旗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国家一级编导钟海亲任导演。钟海导演清醒地认识到:对经典的改编要契合当代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需求,要找到恰当的语言和恰当的方式让历史与当代在舞台上对话。
空政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吴京安因10年前出演电视剧《红旗谱》而收获“中国第一农民”的封号,10年后再次拿起朱老忠的大刀、扛起朱老忠的大旗,他很兴奋,简直要拼命,聪明的演员不仅会掏心掏肺,还会深思熟虑。他说:国在变,人在变,经济在变,精神在变,甚至,信仰也在摇晃。但是,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红旗谱》对农民的观照、对农村的观照、对土地的观照,准确而深刻,是中国永远的核心问题。
“朱老忠”这次真的拼了
舞台中心位置,大铜钟沉默不语,40余位锁井镇农民齐声高呼: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革命信念坚定不移,英雄气概荡气回肠,鲜活生命栩栩如生,质朴语言感天动地……躺在图书馆里的经典小说《红旗谱》,经过天津人艺的智慧打磨,以上佳的舞台样式震撼了津门观众。
观众有幸看到了这样的《红旗谱》:矛盾突出,朱老忠随时要挥舞大刀,但大刀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爱憎分明,朱老忠带着浸透父亲鲜血的衣衫找到了组织,共产党人教会他如何战斗;感情细腻,一无所有的中国农民在80年前如何憧憬建立在土地上的“中国梦”……仿佛是远离现实的故事,却令现场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朱老忠在小院里对老婆说:总有一天,俺要把梦种在这庄稼地里。他希望在滹沱河畔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土地,子子孙孙都能在这里快乐生活。语言接地气,梦想触情怀。话剧《红旗谱》不断地从原著中寻找有价值、有智慧的素材,将其发展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令戏剧结构流畅,情感节奏妥帖,令人信服地描绘出80年前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画卷。如今散淡地生活在天津卫的城里人在看戏的两个多小时里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理解为自己与房子的关系,禁不住触景生情,话剧《红旗谱》迅速赢得人心。
《红旗谱》上演的日子,沸腾着“现实”主义手法的日子。尤其表演,有时候现实出诙谐的意趣,农民的小心眼在舞台上一露脸儿,变成可气可爱的笑点;农民的小怯懦一放大,在舞台上悲壮成可怜可恨的哀伤。满台鲜红,舞台后方立着高达3米多的千里堤,近台则辟出一道长长的缝隙象征滹沱河,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农民在堤河上相爱、耕种、斗争。剧终,朱老忠高举红旗,庆祝反对“割头税”的胜利,猛烈、单纯、动人。
唢呐与板胡是话剧《红旗谱》的主要乐器,有时哀怨,有时倔强,像在述说中国农民的艰难与坚韧。 很显然,天津人艺赋予《红旗谱》一流的观众缘。没有观众因为它是红色经典而抗拒、逆反,相反,觉得亲切得很、过瘾得很。“中国第一农民”吴京安一边在舞台上沉醉,一边迷醉了舞台下的观众,他眼里的泪花与心中的力量让观众对锁井镇的故事深信不疑。天津人艺的演员们,无论站在哪个角落,都浑身是戏,绽放着“人民艺术家”和“人民艺术剧院”的魅力。
话剧《红旗谱》是一出好戏,也许,它有大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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